为了实施宵禁，每个驻有官府的城市一到了晚上，就要锁上各个城门，禁止人们出入城市。城门的钥匙也要交到地方官的内衙。同时在大街交叉路口上也要拦起栅栏，这栅栏上开有门，门口还有关卡，并设有类似于现代岗亭的“卡房”，由官府的衙役进行看守，不准人们通行。
到了清代，因为各种大家都了解的各种政治、民族等因素，这宵禁有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比如这城门的钥匙就必须要交给地方的驻军长官进行收执，即使是城里的最高级文官，他们晚上有紧急的公务要出城，也要向驻军长官申领钥匙才成。
不过由于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也没有所谓的夜生活，那么夜夜宵禁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妨碍倒并不是很大，可是对于那些专靠黑夜掩护才能进行的违法行业来说，就是个大问题。比如娼妓晚上出去唱堂会，回家时就要有麻烦。但是如果开堂会的是有钱人或是有权人，那又不一样了，比如在《金瓶梅》的这本宋朝的背景，明朝的故事里就没这个问题，因为男主角西门庆本人就是地方上管理治安的官员。
另外还有赌博业也是历代法律所严禁的，所以赌徒们为了避人耳目，大多数是在晚上进行聚赌。常常在赌到夜深人静之时，输光了本钱的赌徒才肯回家。可是城里的道路都已经被栅栏拦死，不准通行。赌徒们只好绕道，或趟臭水塘子，或者越荒野地。即使这样还会被巡夜的更夫或者是带人巡逻的长官拦下盘问，难免会露出破绽来。
清代的小说《歧路灯》时里面讲的都是赌博害人子弟的故事。所以这本书里讲到了不少赌徒逃避宵禁的办法。有权有势的赌徒就可以利用权势，比如父亲为布政使的盛希侨，就大大咧咧地说：“夜深了，打上我这边布政司的灯笼，栅栏上也没人敢拦；锁了栅栏，他们也不敢不开。”
而无权无势的赌徒就只有依靠油滑。比如有个故事里的男配角夏逢若带了主人公谭绍闻夜赌回家，正好碰到县官巡夜，书里面写道“只见碗口大字一个灯笼，上面写着‘正堂’两个字，有四五个人跟着，一位老爷骑着马”。
接着两个人被拦下盘问，夏逢若便不慌不忙说道：“是取药哩。”骑在马上的县官老爷立即接口问道：“拿药来验！”夏逢若从袖子里取出一封药，上面还牒着一个方子。从人拿起灯笼，那县官展方一看，问道：“是你什么人害病？是何病症？”夏逢若回答道：“是小人母亲害心口疼。”那县官微笑了一下，说道：“这医生真是该死。”于是就将药递于从人转付夏逢若，又问：“那一个人呢？”夏逢若道：“是小人兄弟。”
于是那县官就此放他们过了栅栏的关卡。谭绍闻吓了个半死，夏逢若笑着告诉他：“晚上街头走动，说是取药就不犯夜了。这一包子金银花，我已使过三遭了。”他花了五分银子买的金银花，被当作了晚上走动的通行证，那个药方也是他在药铺里偷来的，所以被长官看出破绽，但是不愿意细究而已。
历代这样规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和治安，不过效果却令人大是怀疑。明末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明朝“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尽管如此，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经常失盗的结果是再要用人来监视更夫。听说在欧洲人口稠密的城市里，警卫倒不是用来防止国内的盗窃，而是用来保卫公民以免侵略者的袭击，中国人确实感到很惊异”。
……
因此当胡广他们几个人在侦察完高师爷家返回情报站后，把这个顾虑和文德嗣一提，这个胖子哈哈一笑，“首长，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有解决办法了。”
说完，他从那个抽屉里，又拿出了一串钥匙，“丁零当啷”的直响，“首长，你看这就是这几条街栅栏的钥匙。”
“嘿，你们准备得还真充分啊。”胡广有些惊喜，虽然那些木栅栏并不高，以他挑选出来的这几名战士的身手，徒手翻爬过去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怎么说也是件麻烦事情，因此有了这些钥匙之后，这肯定省事不少。
见到这一串钥匙里，居然还有一把“广锁”，胡广好奇之下，他就接着问道，“你们怎么搞些钥匙的？”
因为中国古代的锁和现代的锁相差很大，中国古代的几种锁具，它们的类型大致分为簧片构造锁与文字组合锁两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