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些人如此决断。固然是他们所说的那些都有道理，另一方面，也是宗泽等人做的思想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众人的思想毕竟出自秦末，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深入人心。而当时正是奴隶制转化为封建制的重要阶段，相对来说农民阶级的地位比较高。而且还有先前时期各种思想的残留，‘兼爱’、‘非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而当代，经过了四百年的变迁，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山河日月还是那个中原华夏，制度思想却早已经截然不同了。
尤其是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
董仲舒的本意是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推进他‘以德治国’的方针。
然而，任何东西到了统治者手里不过都是统治的工具罢了，儒道墨法之类，不外如是。
更何况真命天子这种东西，夏商周时期就开始吹了，哪个不是把自己往上古圣皇血脉上扯啊。你来和我说那些泥腿子是‘天’？皇帝分分钟就脑补成上天，‘君权天定’，你们就安心被我统治吧。
而军功爵位制度汉朝虽然也继承下来，但在统一之后，社会基本安定，就需要有善于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人才了。这时还是照过去的办法，只重视武力，从军人中选官，按军功定级，使大量能怔惯战的军人担任各级官吏，只会激化社会矛盾。
那么这类治世的人才哪里来呢？会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吗？当然是家有藏书，传承有序的士人门阀。
于是乎，上天授命的皇室高高在上，权贵赫赫的世家门阀拔尖而起，而剩下来的农民们则跌入无尽的深渊。
或许当这些人随着时代的变迁，潜移默化之中就能够接受这样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之间就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了。然而，就这么突兀的跨越时代，四百年的巨变要让他们一下子接受，必然是不可能的。
当残存着前秦‘兼爱’、‘民为贵’的思想，延续着大秦铁血尚武的精神财富，要他们融入这个经过数百年腐化已经变得腐烂不堪的政权，那将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或许这些猛将只能够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在心底里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那么真正有话语权，看的足够清楚的人，已经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与要推翻这一切的首领说过了他的看法。
扶苏，一个对前朝大秦制度了若指掌的人，用一句最直白的话说明了他的看法：农民推翻了只要守法就能活下去的朝代，构建了一个不仅要守法，还要忍受权贵盘剥的朝代。
这个话题依旧是前面思想的延续。
《礼记.曲礼上》记载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奴隶社会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体现。奴隶制的刑法是公开的不平等，大夫和庶人在刑法上的待遇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成为奴隶社会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的历史舞台，其政治代表为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等人，在反对奴隶社会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同时，提出符合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依据法家的主张：“绳不绕曲，法不阿贵”，违法犯罪，一律绳之以法。
商鞅佐秦孝公变法时，太子的师傅公孙虔为阻止商鞅变法，唆使太子违法，商鞅以太子系国之储君，不能加刑，遂刑其师傅公孙虔，劓其鼻。这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谚语的由来。
事实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句，孔子就做出阐述，并不是说刑罚不适用于大夫，而是认可大夫自身的‘德行’，修养足够，犯了罪不需要去捆绑羁押他，他自然会去请罪。哪怕是重大的罪名，也不必派人去对他执行死刑，他的德行修养自然知道自己做错了，自觉的就会自裁。
所以，即使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也不会因有罪而逃避惩罚，这实际上是礼教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无疑，和董仲舒情况类似的，在西汉时期修订《礼记·曲礼》的时候，为了皇室乃至是大多数权贵士大夫的利益，当权者很自然的扭曲了其中的意义，将之曲解成刑法对士大夫不适用，如此一来，权贵们便多了一层保护，何乐而不为？
当然，扶苏所说也不一定正确。毕竟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出来的。谁也不能说当年那个大秦真的传承上百年，会不会同样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