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华夷之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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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时间到了1903年,又是一个春天,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街道上的柳条刚吐新芽,梁启超、徐世昌、李经方、梁士诒、黎元洪等五人组成的宪政考察团赴欧美考察了三个多月,回到国内。李经述请梁启超等人给国内的议员们作报告,进行思想的自由大讨论。这次报告会特别高端和热闹,总统李经述、内阁总理盛宣怀、参议长容闳、众议院院长张之洞等都参加了大会,袁世凯、段祺瑞、张佩纶、阮忠枢、冯国璋、王士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都列席了会议。

李经述主持了大会,他先对梁启超等人的归来表示欢迎:“梁总长等诸位同僚不辞劳苦,远涉万里重洋,为了国家的未来,考察美利坚、英吉利、德意志等列强,现在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在座的也可以自由提问,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反对不等于反动,我们要把这次会议开成团结活泼的大会,奠定宪政的思想基础,真正为中国开万世之太平。现在,有请梁启超总长代表考察团给大家作报告。”

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一脸严肃的梁启超首先登台,他穿着一身传统的长袍,环顾在座的听众,大声说:“我梁某人今日之所讲,肯定会犹如一个大炸弹,让大家吃惊,让国人震惊。有的人,还可能会骂我梁启超崇洋媚外,但为了国家之前途,民族之未来,我不得不站出来讲。”

李经述说:“梁总长有话尽管说。我们都会认真听的,请知无不言。我希望这次大会能碰出思想的火花,能为我们未来的依法治国提供思想的土壤。”

梁启超点点头,说:“我原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还有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这些思想根深蒂固,梁某人以为,这些思想将为中国开万世之太平。但我现在觉得,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需要的就是民族知耻感和民众的爱国心!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重点考察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在美国,我亲耳听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巡行全国时讲‘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大计,舍帝国主义未由也’,这足以使国人猛醒。我们所有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应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拥有主权,地域上拥有国界,是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民族国家。”

张佩纶平时就有点不服梁启超,站起来问:“梁总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传统的天下观念有问题吗?”

梁启超一笑,回答说:“是的,我们要做出以下两点努力:第一,破除天下观念,树立国家思想。我们中国人以前总是夸张地把中国看作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以为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的文明都是野蛮的,这一趟考察,让我长了见识:中国人在道光年间以后所要面对的世界,决不是一个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国强大的泰西国家。假如我们一味坚持中国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观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就不可能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中华文明,缺了民主和科学的传统,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另外,我国人爱国心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我呼吁,要在全国范围内,去除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蒙昧思想,认识到中国只不过是众多世界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

李经述点点头,说:“梁先生说得对,我们中国人早就应该睁眼看世界,尤其是当政者,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国家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再也不能像慈禧那老太婆一样,无知地向列强十一国同时宣战。”

张之洞捋了捋胡子,站起来问梁启超:“依梁总长之见,破除传统天下观念的中国人,应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泰西各国呢?”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以国家对国家。今日欲强中国,别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前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结果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与朝廷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背叛国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就像满清朝廷,爱国志士应该推翻之。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就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我们观泰西各国,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因此,中国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人民必须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

袁世凯这时站起来,笑着说:“俺听梁总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倒是跟总统当年教诲俺们新军‘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李经述笑着说:“是有*分相似。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孟子早就说过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满意了,可以覆舟啊。所以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认为‘朕即国家’,我们当政者要有危机感。”

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梁总长说的‘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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