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后如何确定官员与百姓关系这一事上，刘宗周的结论是官员应该做到上下一致，这种上下一致是指官员在做事的时候要做到上下都满意。 对这种结论天启是完全同意的，他不同意的是刘宗周要矫枉过正的想法，因为他怕事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在以往，官员做事只听上级的话，这种现象叫做唯上论或者是唯权论。唯上论跟唯权论的后面有没有黑幕交易先不说，只说上位者和掌权者的命令是不是就一定正确这一点，就会让人在心中画上一个巨大的疑问。上级的看法和观点是从上而下的，假如没有从下而上的反馈信息来与之相结合，就难免会有脱离实际的嫌疑，没种过田也不想知道怎么种田的人指导农民怎么种田，对医术狗屁不通的人以专家自居指导医生怎么治病救人，这些都会造成可怕后果。
唯上论和唯权论脱离实际造成损失还不是不能容忍的，毕竟现今之下处于低位的人有义务让上位者过一过好为人师的瘾，但唯上论跟唯权论实行久了会对社会风气和操守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当所有人都认为唯上论跟唯权论是理所当然是事以后，领导者放个屁都会有人说是香的，领导者如果说公鸡会下蛋，马上就有几个拍马屁的出来说亲眼所见，做得更无耻的还会煞有介事地说是双黄蛋。
不过刘宗周的结论又使事情向另外一个极端展，就是从唯上论跟唯权论走向唯众论。一件事物是对还是错跟赞成的人多还是人少关系不大，假如三个人中有两个人说一加一等于五，那是不是一加一就真等于五呢？也许一加一这样的题很简单很多人会不以为然，那么对那些很难的题是不是通过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就一定能找出正确答案？一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一万个这样的人的看法加起来还是不一定正确。
跟唯上论和唯权论实行久了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一样，唯众论实行久了同样会产生危险的后果，就是百姓会认为人多声音大就是对的，遇到事情不是想着如何静下心来寻找到合理的办法，而是想着如何找到更多的人来声援自己使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这方向来展。刘宗周的本意是唯上论跟唯权论实行得太久要矫枉过正才行，他没有想到的是一旦老百姓吃到了甜头要想改变过来就不容易了，给了的权利再拿走搞不好会产生动乱的。
当然，天启对刘宗周和高攀龙还有信王跟徐光启等人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他们能够通过推导商议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且能够不受外力干扰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明他们已经率先把自己的身份作了一个改变。在以前，朝中的官员都认为自己是给皇帝打工的，所差的是打短工和打长工的区别，没有一点主人翁责任感。对这种身份的改变天启很高兴，但正因如此他就更不好轻易反对他们的意见，以免打击到他们的积极性。
见刘宗周和高攀龙都很肯定他们的结论，天启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问道：“天启四年，朕受了魏忠贤的蒙蔽，将高大人和刘大人贬斥回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你们心中是不是还对这事感到不舒服？”
高攀龙这辈子最讨厌的人就是魏忠贤，听到魏忠贤的名字都很很不舒服，见天启又提到这个讨厌的人，高攀龙眼皮都不由得跳了几下，他想了想回答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臣怎么会现在都还不舒服？不过当时确实心中悲苦，痛恨魏阉欺君枉上祸国殃民，现在想起魏阉没有因此得到惩处还有些遗憾而已。”
刘宗周见高攀龙直承其事，也点头说道：“无论是谁无缘无故被贬斥都不会高兴，皇上旧事重提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说法？”
天启说：“朕是这样想的，你们先被贬斥后又恢复职位心中都还有疙瘩，那些先提升后又被贬斥的人会不会更有怨气呢？你们开始说以前的官员只听上级命令而不顾百姓要求，因此要矫枉过正才能快达到上下一致的目的，问题是一旦我们偏重于顾及下面去制定政策，以后要想改过来就千难万难了。我们以前说过要遵循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与时俱进，唯上跟唯权算是一种极端，唯众是不是也算另外一种极端呢？”
刘宗周想了想说：“皇上考虑有一定道理，臣的意思是先偏重于顾及下面，等百姓们的平等意识和治国中的参与意识跟上来了再逐渐退回来保持不偏不倚就行了。就好比一颗小树长弯了，为了让它今后能长直就必须把这颗树向相反的方向弯转来些，过一阵自然就能长直。”
天启摇头说：“大明可不是一颗小树，再说百姓本身并不在乎严与宽，他们在乎于政策的恒定不变好适应，老子说的‘治国以不扰民为上’就是这个意思。以前不顾及他们的要求算是一种严，现在假如我们制定政策太倾向于他们他们也许会高兴一时，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认为你还做得不够，要想老百姓有多感恩那是梦想。这时候你再要说改回去，恐怕起来反对的就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