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百姓选官这一事上，刘宗周的“服气说”是根据历史展分析过来的，其道理就是说一个管理者先需要人对他服气，只有人们对你服气了你管理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这种服气随着社会的展其范围越来越扩大化，最开始只要少数人认可，到后来就需要多数人认可，到现在刘宗周认为一个官员的委任需要绝大多数人认可。
据说春秋时一个诸侯国的大将跟人打仗，打了败仗丢盔弃甲跑了回来，好在国君没有怪罪他让他监督人修城墙，意思就是打不过我们就防守吧。按说他这种吃了败仗的人就该回家好好反省，至少也要开个分析会作个深刻检讨，谁知道他鼓着肚子就开始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起来。对这种对外是孬种对内充好汉的人大家肯定不服气，于是唱歌讽刺他，他听了后居然恬不知耻地回应说人回来了就不算损失，大家就唱道人回来了但做衣甲的牛皮没有回来。
不知道这是不是把人说大话比成吹牛皮的来历，但是可以看出很久很久以前老百姓对一个官员是否服气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你不能让人服气老百姓就会哄你下台。
因为天启已经定了民选官势在必行，所以徐光启的奏章中也表示同意试点进行民选官，他是从其它事物中比较过来得出的结论。徐光启先从治理河水说起，他说大明很多河道每几年就要修一次，这是因为河水在不断冲刷着河道使河道慢慢产生隐患变得越来越不结实。同样的道理百姓的生活中物品、人员等东西也在不断流动，同样会聚集很多小问题小隐患，这些小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慢慢就会积累成为大问题，最后积重难返给国家造成大祸。
要让大明国泰民安不是需要表面上粉饰太平，而是要及时知道和处理百姓最需要和最关心的事，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员很多都是高高在上当老爷，对百姓的疾苦关心得很少。只有这个官是百姓选出来的，他才会花一些心思去了解百姓需要什么，就算面子工夫也得做到位否则百姓就不会再选他。只有官员都关心百姓需求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稳定，因为小问题能及时解决也就不会有大问题出现。
在这里徐光启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万历初年的事，当时张居正当辅时实行了很多对官员很严苛的制度，尽管有很多官员对张居正不满但是百姓得到实惠，百姓对国家的忠诚度非常的高。据说当时有个妖道出来妖言惑众想造反，结果被百姓自组织起人把这妖道捆了起来，先是杀了条黑狗泼了他一身血，然后用长木棍把他抬到官府治罪，说明百姓对现状很满意，不喜欢有人搞破坏活动。
但是在万历末年，山东有个妖道叫徐鸿儒，经过二十年的准备利用“闻香教”迷惑人心，在天启初年起事，响应者达到十几万人可谓一呼百应，虽然最后事态平息了但值得人们思考。其结论就是万历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百姓的不满情绪没有得到及时排解，损害百姓利益的事越来越多且愈演愈烈，百姓响应从贼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古人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聚集起来就能形成巨大风暴，泰山都像要被吹垮的样子，如果把百姓比喻成柔弱的青草，这些柔弱的青草散的气息也能席卷天地。徐光启的意思是通过对万历初和万历末的两件妖言惑众之事的比较，认为百姓的合理需求应该得到及时满足，只有百姓选出来的官才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徐光启的话就这么多，可以看做他跟刘宗周的意见是一样的，都是赞同搞民选官而且说得很有道理，只不过一个是从历史展角度纵向比较，另外一个是从其它事情上比喻说明。但是，徐光启下面又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民选官应该根据什么方式，方式不正确容易出现问题。最早朝廷选辅和尚书等高级官职，采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进行廷推，但是徐光启认为少数服从多数这方式并不一定好。
徐光启说在培育农作物种苗还有制造枪炮等事情上，很多有效合理的建议都不是大多数人提出来的，有些还得到了多数人的反对，但是后来证明少数人同意的不一定错，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就不对。天地间万物的特性原理都差不多，在民选官这事上假如用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方式，选出来的官员搞不好并不一定能胜任。许光启这话就把人搞糊涂了，你到底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呢？推选方式如果不用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方式，难道还有其它方式不成？
天启听完后点头说：“开始刘大人说的主要意思是官员需要百姓服气，徐大人的主要意思是百姓需要官员亲民，一个强调的民对官的看法，另一个强调的是官对民的态度，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民选官是合情合理还合时宜的事，现在开始试点不早不晚正是时候。但是徐大人提出了个推选方式的问题，就是原来那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未必好，因为用那种方式选出来的官不一定能胜任，你们大家怎么看？”
听了天启的话信王先笑了，按天启的安排民选官这事需要慢慢来急不得，急了反而会欲则不达，就像本来要吃炖肉你拿去煎炒，不容易熟不说味道也差了许多。这就需要信王来唱反调保持平衡，如果刘宗周和徐光启的意见一致，信王这个反调就不好唱，一个人跟两个人角力肯定累。现在刘宗周和徐光启的意见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信王自认为是最好结果，自己只需要玩好四两拨千斤的事就成。
因为是徐光启提出的问题，而其在奏章中也没有写出有什么更好办法，所以天启把目光看向了刘宗周和高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