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书上读到一段话（好象是崔永元先生写的），说少时候最怕的事情，其中有一件就是：最怕有美帝和苏修的特务藏在自己的床底下，不仅莞尔，看来真是同龄之人，感受都没有什么两样。朱枸先生小时候不单怕特务，还有一样最怕的，那就是鬼。在黑夜里，觉得不但床底下有鬼，看起来到处都是鬼。
少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娱乐，除了跟生产队的孩子玩玩捉迷藏和玩打仗外。当时的小孩子多，一个生产队起码有几十个，于是我们就一个生产队的跟另一个生产队的比赛起来，就是当地著名的游戏“点砰砰”——以一间屋子为界，两边的人员相当，一一站好，不用裁判，“一二三”过后，大家或躲或进攻，悉听尊便。但是，一旦被对方发现，对方喊“砰宝钊老四”——宝钊老四就是我，这是特定的称呼，不是“宝荣老四”或者“宝光老四”，于是我得“死”了，讪讪地到旁边等候，我也绝不会赖账，不愿“死”，就像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死了好多人，还好意思“丧事喜办”。还有就是在夏收和秋收以后，把稻田的禾苗根拔出来打仗，那是一个很惊险、刺激的游戏，一旦被砸中，身体脏了不说，还疼痛难忍，不过非常有趣。你想象，在旷野中，在半湿的稻田了，几十个孩子呼啸着你追我赶，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但是，现在的农村孩子都被锁在电视机旁，收割后的田野，像死了一样寂静。
晚上的唯一娱乐就是听老人“讲古”了。那时候，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两个出口成章，一肚子故事的老人，一讲就是半夜。几十个大人小孩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十分热闹。但是现在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场面已经没有了。那时候讲的故事都忘记了，记得的全部都是鬼故事，听着听着，毛骨悚然，连走开一步到树根底下撒泡尿都不敢了。那时候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弹棉被的，他走村串户，是个老江湖了。如果他没有一肚子故事，一个人干活是非常寂寞的，所以，他的故事特别地多，特别地吓人，并且说起有跟有据，点名道姓，比如说：白碟大队的潘老五的父亲，在什么时候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女鬼，让人觉得像真的一样，听了脊背发凉，但又不愿不听。
有一段时间，村里还流行“请碟仙”，我们叫做请“簸箕神”。用新鲜的竹子编织成簸箕，，前端插上一根竹片，然后在桌子上敷一块干净的布上，再在布上敷上一层木薯粉，然后，大家用柚子叶泡过的水洗手，端站在桌子的前面，由一个老人口念咒语，然后双手捧着簸箕，让那竹片在木薯粉上滑动，根据人们的提问，在上面写成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神居然通过书写，让我捧那簸箕，然后大家在问：欧玉池未来的老婆姓什么的？是那个方位的人？欧玉坤要几岁才能娶老婆？等等。我清楚地记得，那簸箕真的就在我手中动了起来，七拐八拐地写成好多的字，让我十分的震惊。当然，我也问了，我问：大神你看看我能不能考上大学？但写了什么，我却是记不得了。后来，有政府人员出来辟谣，说，簸箕之所以会动，其实是拿簸箕的人的心理作用，使手发抖，所以就动了。
听了太多的神鬼故事，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神奇，很神秘，就开始想象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我记得我的思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从各种渠道寻找答案。我六岁开始读书，是自己强烈要求去的。到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哥哥姐姐们留下来的书全部看了一遍，尽管很多字还是不认得。还有四本书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本是连环画《我的大学》，高尔基跟一帮工人在做面包，在揉着一条条像猪肠子的面粉条——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面包，从没见过，也从没听过。还有两个词一直不明白，直到初中以后，那就是“罢工”和“公共汽车”，“罢工”我一直念作“摆工”，我实在想不出“摆工”是怎么样的，“公共汽车”也是我到了初中才认识到。另一本就是《林海雪原》，厚厚的一本书，我连看了几天，全部看完了，看后非常新奇和震惊，尽管不是很懂，其中几句话就永远地印入脑海了，一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一是“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冻涂的腊。”还有，那个“屯”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弄了好多年才明白，那是“村”，就是生产队的意思。再有一本就是《猎神》，是一本小说集，里面的很多故事都忘记了，但有一个情节至今难忘，说一个老猎人发烧了，一个医生给他几颗退烧药，他就放在枕头边，希望它会使自己退烧，我不知道这书是谁写的，他一直备受我的崇拜。第四本就是《******选集》第五卷，里面有一篇关于“第三世界大战”的文章，让我们非常激动和恐慌，一帮小朋友一直议论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什么时候爆发，美国佬什么时候会打到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打到了，我们躲去哪里？是十五冲（地名）、还是夜鬼冲（地名）。
于是，为了防御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开始在村子的周围大挖防空洞，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那时候，村子周围起码有几百个大小、深浅不一的防空洞，最深的有十几米，里面高达两米，是几个读初中的大孩子带着人挖的。我记得我自己就带弟弟挖了三个，其中一个就在我家房子的背后，深达三四米。有一段时间，我们简直是如痴如醉，沉迷其中，甚至不惜逃课，为此挨了父亲的不少棍打。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放电影更高兴的事了，那简直是盛大节日。电影多是在学校操场放的，当天晚上，我们放学后，早早做了晚饭，然后马上来到学校，守在教室门口，等着老师开门——我们要抢教室里面的凳子啊！抢到的，欢天喜地，抢不到的，一脸沮丧，只好坐地上了。入夜时分，在四周的山路上，来看电影的人打着火把跚跚而来，宛如一条条长龙，要多壮观有多壮观。然后，我们还要去看发动发电机，这神奇的东西让我们目瞪口呆，它居然能发电来放电影！我对它充满好感，直到今天，我只要一闻到汽油味（纯汽油味，非燃烧后的汽油味），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那时候最喜欢看的是战斗片，如果一看到片头直放光芒的五角星（八一电影制片厂），那肯定是战斗片，我们看的就是热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说的是什么（在高中之前，我们都没学过普通话），不过有一句话是听得懂的，那就是《南征北战》敌人军官说的那句：坚持最后五分钟！我们一直学着，讲得很顺口，那是我最早讲和听得懂的普通话，第二句普通话也是从电影学来的，《决裂》里面的打铁匠江大年，去读大学时，一个教授在讲台上讲：马尾巴的功能，于是我们又学会了“马尾巴的功能”。那时候看电影还闹笑话，有个小孩子，看见电影里打了那么多子弹，子弹壳直飞，所以，一等电影散场，就缠着母亲到银幕底下找子弹壳——哪里会找得到？可是那妇女也不懂，说，有条卵毛，我们来迟了，都被人捡光了！后来就形成一个歇后语，叫“老林捡子弹壳——有条卵毛”，在我们村一直说到今天。这个典故在我的长篇小说《西河简史》里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当然电影有时侯不在学校放，而在大队或者别的大队放，于是一些大点的小孩还是成群结队去的，不过我没得去，也是很热闹的，很多年轻人就在看电影的路上修成爱情正果，那是题外话了。
电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什么汽车、电话、大楼在我们的眼里充满的神奇，山外的世界开始令我们向往。不过除了治病的一次，我8岁前都没有到过大队以外的地方，那时候到一次大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去那里要走一个多小时，要路过一张大水库，传说那里有鬼，所以不是谁都敢去的。要去公社，那就要等赶集，路途很远，要走路将近3小时。所以一般是早上出发，到了那里忙完事又要回来了，时间很紧，一般大人是不会带小孩子去的，嫌他走得慢。于是，我们这帮小孩子就只能盼望着去赶集的家长回来——我们叫做等“趁圩佬”，因为他们回来大都买了东西回来，有时候是甘蔗，有时候是玉米，有时候是糖果，都让人兴奋不已。我父亲当时在信用社代管我们大队的帐户，每个圩期必去的，但他极少带我们兄妹去，因为他没有时间陪我们逛街，怕丢了我们。有一次他带我七姐去，果真就丢了，在街上直哭，人们纷纷问她父亲叫什么名字，七姐说：叫三叔——我们叫父亲都叫三叔。再问叫什么名字，她依旧说：叫三叔，惹得人家大笑，并在我们生产队传为笑话。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也不给，后来他见我磨得急了，就说，你不去，我给你买小人书回来。我那止是高兴，简直是狂喜了！后来这几成规矩，只要他赶集，我就闹，我一闹，他就帮我买一本书，我记得，他买的第一本小人书叫做《鱼岛怒潮》，第二本就是《飞鹰崖》，一年后，我已经有了整整一箱的图书，我的文学启蒙应该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我非常感激父亲，在那个年代，他不到10元工资，但买一个月竟然帮我买4到5本书，价值1到2块钱。现在我领1000元工资，但我是舍不得每个月拿100—200元给我女儿买书的。
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苦孩子，没有快乐的童年，特别是跟城里的孩子相比后，直觉得自己出生在农村简直是不幸。后来我将我的这些经历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面露惊讶，充满羡慕：原来你们的童年过得那么有趣啊？相比之下，我们真是白活了。所以，在以后，只要自己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就回过头来看看，寻找一些可以感动自己的快乐，使自己有勇气继续前行。其实，人的一生，尽管他是多么多苦难，只要你善于发现，还是可以发现其中也藏有很多的快乐的。就像我充满寒冷、饥饿和死亡的童年，同样有难以忘怀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