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廷这次没有说客气的话，只是认真的看了看朱敬伦平静的眼睛，轻轻点了点头。
朱敬伦看得出，这次才是陈芝廷真正的感激。
陈家尽管是地方大族，但论起真正的财力，并不是那么雄厚，比起一些大商人虽然也不差，可大都是一些不动产。现在不但是全组人力损耗巨大，许多房屋倒塌，许多族人无家可归，这些都需要尽快修复，但总不能通过变卖田产，因此朱敬伦的援助就显得难能可贵了，相比官府免去明年的钱粮赋税，朱敬伦借钱给他们，显得更有雪中送炭的意味。
但陈芝廷心中可不清楚朱敬伦的想法，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朱敬伦帮他们背后会藏着何等复杂的算计，他们是宗族，是乡绅，朱敬伦是武将，是父母官，即便朱敬伦需要陈家这样的宗族帮忙统治地方，也不需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帮忙，能给免去钱粮，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千金买马骨这个典故，陈芝廷这样的举人不可能没读过，但是他绝对不会往这里想。
数千年来，他们这样的地方宗族和乡绅阶层，在各种复杂的博弈和退让之下，尽管早就离开了政治的中心，再也没有了唐代之前的特权，可却在远离皇权的乡下，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基础，形成了一个皇权不下乡的政治潜规则，可以说在最上层是皇权，中间阶层是官僚集团，最下层就是他们这些乡绅阶层。
皇帝，官僚集团和地方乡绅，不敢说三足鼎立，但乡绅阶层至少也成为了平衡中国传统社会的三驾马车，三大基石之一。而且与西方的制衡机制不同，三大权力阶层不是相互制约，而是互相渗透，你中有我的。从皇权为中心出发，官僚集团和乡绅阶层都是皇权统治万民的工具。以官僚集团为中心来看，皇帝是官僚集团这具复杂机器的大脑，是官僚制度最高的权力者，而乡绅阶层则是为官僚集团不断输送人才的后方基地。如果以乡绅阶层为中心来看，官僚集团是他们奋斗的目标，皇权是他们忠诚的对象。
三大基石中，乡绅阶层基于底层，虽然数量最大，起到的作用最广泛，但权力这种东西，越分散就越无力，因此他们面对皇权和官僚集团的时候，往往都处于弱势，官僚集团和皇权在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笼络他们。
只在一种情况下，官僚集团，甚至是皇权，才会下大力气拉拢他们这个阶层，那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因此打死陈芝廷都想不到，朱敬伦帮助陈家，其实正是在拉拢他们，拉拢他们的目的，则是做给整个宗族势力和乡绅阶层看的，至少是做给新安这一带的乡绅看的，陈芝廷和陈氏宗族此时被朱敬伦当作了他的千金买骨！
陈芝廷想不到，即便朱敬伦亲口告诉他们，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这太过于匪夷所思，这意味着朱敬伦打算谋朝篡位，这怎么可能，朱敬伦只是一个候补县官，谋的哪门子朝篡的哪门子位？
但朱敬伦自己却很清楚，当他带兵走出广州的那一刻，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新安将是他第一份基业，如果他将来能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那么这里就是这个帝国奠基的地方。
只不过，当此之时，别说陈芝廷这样一个在闭塞乡村中的举人，就是柏贵、黄宗汉那样的封疆大吏，恐怕都无法看透这个时代。看不清这个时代，清王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多么不牢靠的基础上的。朱敬伦却很清楚，而且他更清楚的是，柏贵给了自己多么好的条件，当时他手里有两千自己招降的英军苦力，这是手里有兵，柏贵则为了让朱敬伦前往被英军占领的新安城冒险，许诺将帮朱敬伦谋求新安知县的职缺，县官是什么，这是政权。
手里没兵的文官当县令对清王朝没什么威胁，手里只有兵没有治权的武将也无法撬动清王朝的基石，但是一系列机缘巧合之下，朱敬伦竟然成了一个有兵权又有治权的地方官员，这种地位稍加运作，就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军阀，一个土皇帝，一个帝国的雏形。
但一切都发生的那么自然而然，在柏贵看来，新安城这地方，距离香港太近，香港是洋人的巢穴，是一切麻烦的根源，新安知县这个官缺在绝大多数官员看来，简直就是雷区，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因此必须有一个深通洋务的人才坐镇，又需要懂得一些军伍，方便随时应付洋人蛮横的挑衅，至少在柏贵看来，在也没比朱敬伦更合适这个位置的人了。加上他曾经向朱敬伦许诺过帮他谋求县令一职，新安知县这个位置，又没人愿意去做，生怕跟前任一样做了洋人的刀下鬼，或者随时因为洋务问题，被朝廷砍头，运作起来又不费什么，恐怕吏部哪里还会很满意柏贵帮他们找了一个替死鬼。
这是机缘，朱敬伦这种老道的政客，是绝对不会让这种天赐的机缘从自己手里溜走的。但这又有某种必然，如果不是朱敬伦在收复广州期间，潜伏在洋人群众纵横捭阖，怎么让他给别人留下一个深通洋务的印象，即便是黄宗汉都不得不承认朱敬伦对付洋人有两把刷子。如果不是朱敬伦招降了两千苦力，又带领这两千苦力，在城外尽灭英军八百强兵，怎么能让所有人都承认他有不俗的军事能力，连黄宗汉都升起拉拢他的心思。而恰好此时新安城出事了，洋人攻陷了这里，防火烧死了县衙H县令。此时不派朱敬伦来，派谁来？别说有没有文官敢来，就算有一些读书读的脑子发热的家伙愿意来，也要黄宗汉这些人敢保举，吏部那些人敢派遣。
主观和客观上，早就朱敬伦成为最合适，最让人放心，几乎是当仁不让的候选人，这就是势，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运道。
可是此时还没有人看出这种安排有什么危机，因为没人能预见到几十年后中国会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可事实上，军阀割据的背景，早在清末时期就已经具有了一切要素，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当军阀的一切资本，但他们都没有挑战既有政治秩序，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还可以那么玩，或者预计不到那么玩的代价，再或者是他们心中的儒家道德让他们不愿意那么玩。
可朱敬伦看的非常清楚，只要自己手里有一两万装备着步枪、大炮的现代军队，他就有了立足广府的资本；他早就做好了，甚至是早就迫不及待想要挑战现有政治秩序，他知道现有政治秩序已经无法新生，迟早要被淘汰；他更知道，在满清统治秩序崩溃之际，完全有条件建立军阀政体，朱敬伦也敢付出这么做的代价，同时他还没有儒家传统道德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