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饥荒有无数次，而且往往越是王朝末期，就越容易遇到这种超级大灾荒。
气候不是人能控制的，但总是在末代王朝爆发大灾难，可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古人不明白这些道理，统统怪到上苍降罪之类的迷信上。用科学的态度来解释，其实不是末代王朝总是遇到大灾荒，而是末代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力最弱，因此没有力量对抗天灾，导致灾难的破坏尤其严重罢了，至于那些发生在盛世的灾难，往往造成的破坏不大，官府通过各种方式对抗过去，反而不为人所重视。
秦末、汉末、唐末、元末、明末，这些王朝无不是倒在这种灾害引起的动乱面前。
清末也不例外的爆发了一场饥荒，从1876年开始，直到1879年才结束，历经四年，灾区覆盖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到了苏北、皖北、陇东、川北地区，这场灾荒历史上称之为丁戌奇荒，因为1877到1878两年最为严重，77年为丁丑年，78年为戌寅年，因此得名。
这次灾荒之所以被称为奇荒，除了因为他波及范围广，上亿人遭灾，死亡数量大，千万人罹难，奇就奇在，这么大的灾荒发生，竟然没有爆发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农民起义，没有一场波及整个北方，甚至连一场能够在灾区造成巨大震动的起义都没有，除了一些吃大户的农民自发行为，没有有组织的叛乱，这才是这场灾荒最让人称奇的地方。
这么特殊的情况，研究者自然大有人在，有人认为，之所以在这场旷世大灾难面前，灾区没有爆发震动天下的大起义，最重要的原因是已经抬头的民族主义。
有学者例举了相当多的例证，比如苏北的乡绅组织起来，专门去山东收救儿童，而领头人是一个叫做谢家福的苏州乡绅，他刚刚帮助官府将逃荒到他们家乡灾民送回原籍，结果在路上看到有洋人在赈灾。
谢家福大受触动，不是什么感激，或者感慨，而是一种危机感和内疚，他在日记中写道：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显然洋人的行为触动了这个乡绅心中的家国情怀，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读书人这种明明只是一个小民，却总愿意为国家操心的心理，因为他们不懂得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
谢家福担心的不是有人饿死，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太常见了，受灾哪能不死人呢，他担心的是有人因此作祟，掀起滔天的暴乱，如果是中国人自己的起义，那就成王败寇吧，可他看到了洋人，他不由担心洋人想通过赈灾收买人心，图谋中国江山。
之后谢家福开始给自己熟识的一些苏北士绅写信，告诉他们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不然后患无穷：“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在谢家福的推动下，苏北一带的乡绅，发动了起来，发起了一场“跟踪济赈”的行动，洋人到哪里赈济，他们就跟到哪里，跟洋人争夺赈灾的主动权，要以赈灾对抗赈灾。
但是这些乡绅的力量有限，哪怕他们的呼吁，得到了苏北地区的乡绅的支持，上海的富商也乡绅也积极捐款捐物，可民间的力量毕竟有限，谢家福时常感觉财力不济，座师感叹：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一个传教士）！
在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谢家福等乡绅根本无法跟实力雄厚的洋人教会相比，但他们不肯放弃，发现无法全面争夺灾民民心之后，他开始转向救治儿童，他们认为儿童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到洋人蛊惑，杜绝洋教蛊惑人心，如果不能标本兼治，你就要以治标为主，声称“急则治标”，而儿童显然就是这个标。
谢家福开始号召乡绅收救儿童，得到了江南一带广大士大夫的支持，有人给他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还有人说，“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他们不但主动收救孤儿，还希望能把那些被洋人救走的儿童也解救出来。谢家福本人也多次告诉朋友，他发动赈灾，并不是为了赈灾本身，“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
他认为他的行为是“敌夷”，也就是在对抗洋人，是一种比推行仁道，存仁心更重要的大义。
除了谢家福，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乡绅。
灾情最严重的河南士绅也发动了起来，他们号召百姓不要接受洋人的救济，做各种宣传画册告诉百姓洋人赈灾是在收买人心，结果还真的有大批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
上海的申报对此极为感慨，他们报道说“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
当开封居民听说传教士花国香等人要来赈灾，提前遍贴告白，号召“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某些书院摆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这仗当然不是白刃交锋，而是文化对抗，河南士绅群体抵制洋人传教的文化入侵行为，最后让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在河南赈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