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岳也深以为然，晓得曹莫不是到了无法可想的时候，也不会来向他啰嗦。收支平衡一旦被打破，纵使将士们仍然勇猛富有斗志，但打仗时填不饱肚子，打胜时发不下赏酬，时间稍长，绝对避免不了军心涣散甚至军队哗变的严重后果。
正好此时代国被平定，战事告一段落的同时，多少也可以从彼处得到物质补偿。高岳大大松一口气，嘉奖樊胜等人同时，也告诫勿要横暴凌辱代人，总归要安抚为上，不要再节外生枝，徒惹是非，届时又怕耗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
幸而樊胜等所作所为，与高岳的要求不谋而合，代北态势日趋平稳。杨轲建议，代地的管理，当与从前夏朔之地有所区别，应该立即建立新州，宣示主权予以羁绊，使彼处人民早日有归属感，便有益于更好的收治代地。
高岳便正式下令，因其首府盛乐城之故，在代地建立盛州。思来想去，还是让能力更为全面的宿将胡崧，转任盛州刺史，拔擢李凤升任盛州都护，秦州因地处腹地，主官暂时空缺。
照例奏报建康后，未几圣旨到来。皇帝司马绍竟然直接表达了不满，责问高岳建立新州，为何不事前请示朝廷定夺，而是在州立之后才来通报，有何意义？
高岳不禁动怒，竟也回信，暗讽朝廷刻薄寡恩，有鸟尽弓藏之意。并索性直言道，先帝之德，今不见矣。且北方局势诡谲多变，胡虏势盛剧寇横行，朝廷既然鞭长莫及，还是不要太多操心的好。
晋明帝司马绍向称英武，但与乃父相比，确实多了一层明显的尖锐与峻急。他从身为琅琊王世子时，随父亲司马睿南渡建康，眼见父亲就算做了皇帝，也是被权贵大臣们架空挟制，到死都是郁闷难解。司马绍不禁感同身受，并养成了独特的心理和性格，对皇权的旁落极为忌恨，急迫地想在最短时间内，重振皇纲集中皇权，使天下臣民无分南北，都诚惶诚恐匍匐在大晋天子的脚前，才好心满意足。他对叛臣王敦等人固然是深恨不已，但对各地实力强大的藩镇，或者平叛有功的武将等，都心存猜疑，想法设法地打击压迫，想将可能存在的隐患，全都消灭在萌芽中。后来苏峻之乱，虽然发于成帝之世，实则起于明帝之时。
对于高岳，明帝司马绍不同于元帝司马睿的宽厚友好，对父皇的拉拢苦心也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无论如何，高岳毕竟是大晋的臣子，作为皇帝，与臣子那般往来通聘，乃是自降身份，坏了规矩。不管什么现状，作为臣子，你高岳就必须要无条件地向朝廷低头，不准有异议。故而他一旦上位，立时便要摆高姿态，总是明里暗里强调自己至尊地位。但倨傲的言行举止，又显然使高岳颇为反感，不可能还像司马绍盼望的那样，一味的低声下气同他求好。
司马绍接到高岳回信后，敏感的自尊心被刺激，自觉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当即龙颜大怒，再发去圣旨，措辞愈发严厉，其中竟有“忠奸之分，一念之间。欲成董卓或是义真，卿自忖之。等激烈语句，逼得高岳当着钦使之面拂袖而去，此后秦国与东晋朝廷彼此不满日渐生疏，并一度不再通讯。
且说南使南去，西使西来。过得数月，凉州牧张骏，遣来右长史马谟来拜谒秦王，除了照例奉上财物以示忠顺之外，此次马谟竟然还当众奉上了一串死人头，视之，竟然是前赵皇帝刘胤及刘敦、王彰等十数位前赵朝廷的宗室及重臣等。
高岳本来正在发怒，要处理某件事务，见到凉使颇为吃惊，便问究竟情形。马谟便将来龙去脉道个清楚。原来刘胤余部，一路远遁，果然给他逃到了西域。凉主张骏，本来也不欲管他，但刘胤缓口气后，便意欲在西域开疆拓土，重建赵基。他虽然在中原一败涂地，几无立足，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随行还带着万名从前拱卫京师的宿卫军，战力不俗，在西域基本是鲜有敌手，力量悬殊。一时间，西域诸国惊惧忿怒，东躲西藏之际，便联名向凉州上书，或者请秦王来发兵援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