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几乎同时与突厥和南楚进行的两场战争，一胜一败。索力可汗绝望自刎，突厥几陷灭顶之灾。虽然大夏无力也无意占领大漠草原的广袤土地，但至少可保北地边境十年之内再无大战。南线则面临南楚大军压境，国势安全与十年之前恰好相反。
换做大夏太宗武成皇帝在位，无非是咬牙切齿的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反攻，根本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新皇赵启即便从被立为太子的监国之日算起，全面署理朝政也不过两年有余，所以不得不面对自从登基以来的一场莫大危机。
早在随州尚未失陷、杨耀首败之前，便有流言随往来商贾一路传入大夏：现任夏帝自幼顽劣，非嫡非长亦无能，寻常百姓人家承袭家业还知道该怎么选，武成皇帝雄才大略，怎么会将大位传给这么个主？其中必有蹊跷！大夏与突厥已有六七年相安无事，皇帝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傻小子，究竟有何德何能，就敢轻启战端？想当年宁王殿下镇守襄阳之时，攻占随州犹如探囊取物，以至楚军不敢北望，哪里会像杨耀那个缩头乌龟一般的窝囊？
流言历经一千多里行程传至长安，版本自然会相应随之升级：皇帝幼年时是怎生惫懒，是如何如何的文不成、武不就；是如何如何勾结朝中奸佞之臣，向老皇帝进谗言；是怎生费劲心机收买时任内廷禁卫将军严方、禁军副将军王文广等无耻将领，如何如何逼宫迫使老皇帝立其为太子；不清不楚的登基为帝之后，如何如何受佞臣唆使蛊惑，好大喜功的挑起与突厥的战争；又是如何如何迫害神武无双、本应继承皇位的宁王殿下……。煞有其事，绘声绘色，宛若亲见。
御史言官、自命忠直的清流文臣，在先帝的威压之下，原本都是大夏朝堂之上充门面的样子货，这个时候也都争先恐后的跳了出来，纷纷上奏劝谏。近贤臣、远小人、休兵罢战、与民休息、广施仁政……。这些任何一位皇帝坐朝当政都极具保鲜度的话题，如潮水一般涌来。
再怎么英明睿智的皇帝，也是人而不是神。赵启由最初不以为然的不屑一笑，到强作镇定的置之不理。再到怒不可遏的头痛欲裂，这是一个几欲令人抓狂的憋屈过程。
所谓流言止于智者，多是针对受害人的劝慰之语。唯恐天下不乱、添油加醋的八卦好事者，这个世上从来都不缺。而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居心叵测者，显然也不乏其人。
赵启登基不久。对突厥发动战争的本意，是想藉此树立威权。何曾料想，南楚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发难与大夏死磕？损兵折将，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朝野不宁。遑论威权，就连先帝选立储君的眼光，甚至赵启继位的合法性都受到了捕风捉影的质疑。
古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损兵折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见、摸不着、如云雾、如棉花一般令人无处发力，却又暗潮汹涌的刺耳流言，窝心的是不可能将苍蝇一般嗡嗡乱叫的御史言官、清流文臣简单粗暴的一巴掌拍死，背上“堵塞言路、忠奸不辨、刚愎自用”的骂名。
如何应对与化解危机，对赵启的政治智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好在执掌禁军的周挺，其忠诚度毋庸置疑。而且早在上年九月，赵启就擢升、调动了一批青年将领，牢牢抓住了护卫宫禁、拱卫京畿的大权。只要刀兵在手，何惧小丑跳梁？是以赵启心中倒也并不十分慌乱。
记得杨致曾言：这世上真正最靠得住的人。只有自己。遇事摊到了自个儿头上，怨天尤人或是一味逃避，屁用都没有，只能冷静的去面对、积极的去解决。
泰然自若的照常临朝署政视事。是最起码的，也是必须的。
密令禁军大将军周挺，禁军副将军严方、张安，禁军骁骑将军朱大为、陈准、胡智雄，内廷禁卫府将军韦志高，潼关守将王文广。暗中严加戒备，非奉旨不得擅调一兵一卒。
密令内侍金子善广派耳目，严密监视朝中文武百官的一举一动。
明旨昭告天下，大胜突厥，索力可汗畏罪自刎，斩敌近二十万众，俘获突厥王公贵族数千人。命讨虏大将军曾英明班师回京献俘，命董坚、凌开阳、肖刚、郭锐诸将亲自护卫耿超、李为灵柩，回京述职受赏。命襄阳守将于化龙暂代杨耀之职，接掌前线军务，派兵护送杨耀灵柩回京。命宁王赵当、康王赵敢会同枢密院与兵部、礼部，于忠烈祠中操办杨耀、耿超、李为的丧葬事宜。
明旨诏令调遣淮南驻军一万、金陵驻军两万，移师吴越，交由平南大将军叶闯帐下节制。调遣中州驻军三万，南下增援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