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1940年，对于孙玉民和十二军来说，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同时，这一年的全国抗战形势，发生了质的转变；甚至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0年首先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3月6日，中G中Y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抗日根据地政权最显著的特点，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要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CD员占三分之一，非共CD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三三制“的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三三制”的实施使根据地出现空前的抗日热情，根据地军民以及乡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减租减息的阻力也相应地减小了；“三三制“的实施也使边区政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CD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1940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正式成立，表明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侵华的工具。汪伪“国民政府”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等。虽然这个伪国民政府遭到了重庆和延安的遣责和全国军民的强烈反对，但它最终还是成立了，且它的实际辖区包括今上海全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大部分，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山东、河南等省小部分，和伪满洲国一起成为了日寇意图灭亡中国的急先锋，他们也几乎做到了和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1940年发生的第三件大事是：4月9日，德军入侵丹麦及挪威。这是自1939年9月1日，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西斯德国加速了其侵略步伐，欧洲大陆真正的开始陷入了全面战火中。这个事件虽然遥在欧洲大陆，看似和中国战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实则不然，此次事件深深地刺激到了日本内阁，少壮鹰派开始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原本日本政府计划于1940年从中国大陆全面撤军，受此次事件的影响，日本政府非但没有撤军，反而是向中国战场又投向了一批师团，虽然大多是些特设师团和增设师团，但却对由中国***引导的敌后抗日战场，造成了空前的压力和打击。
1940年发生的第四件大事是：5月1日，枣宜会战的爆发。此次战役虽然日军并未达成消灭第五战区有生力量的战略目标，但却意外地重创了第三十三集团军，一代抗日将张自忠英勇殉国。接替冈村宁次担任敌十一军司令长官的圆部和一郎，忠实地执行了冈村宁次早于二月份拟定的作战计划：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拟定于5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
日军最先于五月十日与自南方迫进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发生接触，日军发现此情况后，当即命第十三、三十九师团与池田支队南下，对三十三集团军进行猛击，而以第三师团掩护其北翼。五月十二日，全面激战爆发，日军以两个师团猛击我三十三集团军的五个师，我军立陷苦战，由于中国军队保密意识不强，军事委员会与第五战区间往来电报均为日军截获；日军还从张自忠向蒋介石报告有关所率5个师行动的电报中了解到第33集团军的具体位置。于是园部和一郎决定：集中第13、第39师团的兵力，沿汉水东岸南下，反击张自忠集团军，令在新野以南的第3师团撤至枣阳附近，掩护后方。日本情报部门还根据电台联络呼号及电波方向早就测知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电台的向外联络情况和位置。这次了解到张自忠总司令部在宜城东北约10公里一带地方，日军便在航空兵配合下向这一地区合围。15日夜，日军第39师团从方家集、南营向南瓜店逼进，16日拂晓完成对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战术包围。在炮火支援下，四面围攻。守军第74师英勇抗击，并不断实施反冲击，激战至下午，特务营亦参加了战斗。此时日军进攻部队已达5000余人，集中炮火和兵力，向守军的最后阵地发起总攻，并有20多架飞机助战。张自忠多处负伤，仍镇定指挥。第74师与特务营弹尽力孤，伤亡殆尽，张自忠胸部又负重伤，一代抗日名将壮烈殉国。老蒋惊闻张自忠将军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将军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经检视，张自忠将军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老蒋携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老蒋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老蒋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将军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张自忠将军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将军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1940年发生的第五件大事是：6月4日，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结束。1940年5月，希特勒利用英、法两国执行“绥靖政策”的慕尼黑协定，指挥法西斯德军突然向西线大举进攻，接连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同时绕过“马其诺防线”，横扫法国北部，把英法联军切成两段，英国军队和部分法军被逼困在敦刻尔克一隅，从而造成了有名的历史悲剧──34万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本土。
1940年发生的第六件大事是：6月7日，晋西北反“扫荡”开始，这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百团大战”。1940年以后，日本欧洲动荡，侵华日军一面加紧诱迫国民党投降，一面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肃正”讨伐，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日军的图谋，打破其“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华北八路军所属部队乘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袭作战，此次战役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约20余万人，史称“百团大战”。取得的战果也同样辉煌，从1940年8月20日-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的胜利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战功，也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但却也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军事实力，导致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抗战力量进行重新研究。同时，也促使老蒋对八路军和新也四军的力量予以高度警惕。而日军调整战略部署，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从正面战场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向华北集解，开展了针对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对占领区采取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的报复使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大量军民因此而丧生在日寇铁蹄下。1942年太行山区的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是抗战期间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由于日军的疯狂报复，此后的几年里，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困难被无限地加剧和扩大，这种困难的程度，后人根本无法想象得到。
1940年发生的第七件大事是：10月4日发生黄桥事件。事件发生后，并未取得圆满解决，进后演变成曹甸战役：1940年11月29日，苏北八路军新四军发动进攻国军韩德勤的战役。事态的急剧恶化，给1941年年初的皖南事变埋下了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