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远离事实而追逐概念，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非常普遍了。就像大都市街头的垃圾筒一样数量众多。
事实上，它的密集更早于垃圾筒的出现。
还在我们彼此相聚的时候，刘雯丽不幸就遇到了一次。
当时，刘雯丽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她学习很主动，而且掌握新东西的速度很快。除了自己被分配操作的机器之外，她还在业余时间和师傅们学会了操作更多的机器。
她是这样很直观地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她认为自己将会在这个工厂里工作大概20－30年，就像之前的一些老前辈那样。而这间工厂里有史以来的每一部机器使用寿命都没有超过10年。所以，她认为如果只懂得一种机器的操作，并让自己的职业技能为之固化，是有问题的。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当某种机器被技术进步所彻底淘汰时，她也将会跟随机器一起进入“无用之人”的行列。
而只有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不断尝试掌握不同机器的操作，才能培养出快速而广泛的适应能力。
在那个国营工厂还不存在解雇概念的年代，她就懂得了应该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适应变化的基础上，而不是顽强地粘附于某个固定的东西。
事实证明，她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在我们和她交往的那段时间里，她熟练操作的那种机器就真的被技术进步而全面淘汰了。所有的人都要转岗进入其他的车间。
变化总是比我们预期的来得要快。听到转岗的消息，和她同车间的许多人都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许多熟练工将会丧失因过去的技术熟练而带来的地位和利益，重新回到新学徒的位置上去。
一些年岁大、资历老的工人将会被迫向年轻的、资历很浅的工人学习新的操作，而按照惯例，这就意味着将会从师父变成徒弟。这种转变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入的，直接牵涉到经济利益和在群体中的地位。
刘雯丽却很高兴。因为她之前就已经自行学会了这种机器的操作，并且熟练程度完全可以达到某个较高的技术级别。
当她向新的车间领导表示不需要经过两年的学徒阶段就能够实际上线操作的时候，她就遇到了那个屡见不鲜的问题：实际能力不能得到认可。
尽管她已经多次在新的车间领导面前表演了她的操作能力，而所有的老师傅和熟练工也都在场目击了，但她的操作能力还是不被认可。
她被告知说，如果她想要直接上线操作（这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补贴），就必须先拿到一个技术等级的证书。为此，她先需要通过一个很复杂的考试系统。
对此，刘雯丽感觉很沮丧。
她在你面前抱怨说：“他们不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却相信一纸印刷的证书。”
当她对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和你在一起。
你当时也受困于同样的问题。因为你没有相关师范院校的毕业证书，所以你在工作上的各方面都是受到限制的。尽管校长和汪指导都很关照你，但有些方面的限制，他们也无法突破。比如，对教师来说非常重要的职称认可。
所以，当刘雯丽开始抱怨的时候，你立刻就明白她的苦恼是什么。
你安慰她的办法就是让她明白这是非常普遍的。你说，人们远离事实，沉湎概念已经很久了。事实上，就连结婚和生孩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判断一男一女在一起是否是健康的，一个孩子是否是国家需要的未来公民，凭据根本不是男女之间是否真诚相爱，一个婴儿是否健康强壮聪明，而是要看他们有没有结婚证书和准生证。从根子上来说，这和刘雯丽被要求具有那个技能证书，都是同样的事情。
在刘雯丽感到自己并不是那么孤单之后，你鼓励她说：“如果你能对付机器本身，考试也就不难对付。”
刘雯丽愁眉苦脸地说：“有关机器的部分我倒是不愁啊，问题是还要考政治和英语呢！就这两项最怵头了。为什么开一部德国的机床还要考政治和英语呢？”
你笑了一下，问她，为了通过考试都需要些什么。你对她说：“我会尽力帮你的。”
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刘雯丽的脸上焕发出某种光采。
我知道这光采由何而生。
（二）
当你答应要帮助一个人之后，你就会立刻付诸行动的。
在刘雯丽备考的那段日子里，你为她找了不少有助于备考的复习资料，包括一些录音带、一些模拟试卷和一些过去年份的考试卷子。
你就像为我设法弄来专业借阅证一样地为她的备考忙碌着。
有一天，因为场地电路检修的缘故，训练较早结束，你建议我们一起去给刘雯丽送复习资料。
我当然是同意的。任何事情，只要能够延长我和你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我都视之为上天的礼物。我欢喜不尽地答应了。
那天下午，我坐在你的自行车后面一起前往和刘雯丽约好见面的地方时，给刘雯丽的那几本资料都在我手里拿着。
你在前面骑车的时候，我随手打开那些资料翻看了一下。然后我发现了你的细致。
你不是单纯地把一些资料提供给刘雯丽的。你在一些英文资料里刘雯丽可能不认识的单词后面都用铅笔标准了音标、词性和汉语意思，这样她就不用花时间去翻字典了；你把附在书后面的一些中文翻译段落复印了下来，裁开，分别粘在那一段的英文上面。这样她就不用在书前书后来回翻了；在政治的模拟题目里面，凡在试卷末尾附上了标准答案的，你都把那个答案填写在空白里了；凡题目出得比较灵活，标准答案没有的，你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个回答供她参考，并写下了一些可以让她查阅的书目名字和报刊的检索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