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个时期，作为密切的合伙人、我的入门老师和长期搭档，逸晨先生和我就写作问题的交谈很多。他向我完整地传授了“文以载道”的写作思想。
他说：“心心，身为写作者，我们工作的每一刹那，都在拥抱善或者不善。我们的谋生方法，不宜有损于自己和他人的心灵健康。”
他告诉我，以损害自己和他人的心灵健康为谋生方式，这个就叫作“邪命”。
我们所从事的活动，和最后可能对自身及别人造成的危害，两者之间的距离越远，就越不符合邪命的标准。
要判断自己的谋生方式是否“正命”，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1、它是否明显造成对其他生命的伤毁，加深众生的痛苦？佛陀说，涉及武器、毒药、杀生的职业，肯定都是邪命。
2、我的工作导致自己违犯五戒吗？
3、我的工作中存在会干扰我，让心一直静不下来的因素吗？
他举例说，从事某些会让人伤亡的暴力运动，例如拳击，是邪命；开设赌场或者在赌场工作，也是邪命，因为赌博助长人们的贪欲，并导致其他类型的种种恶行。黑市、行骗、智力犯罪、敲诈勒索这些，也是邪命。为庸俗报刊写毁谤公众人物的文章、或者在电台脱口秀节目散播仇恨的言论，都应被视为”涉及毒品”的邪命。
他再次提到我们都知道的一件事情作为举例。高雄的一个女性朋友，是个信佛的女商人。她本来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一家经营得不错，但主人因为要移民而愿意低价转让给朋友们的酒吧。人人都觉得这是笔会大赚的好生意，但这女商人最后没有买酒吧，因为她觉得卖酒的生意会使一些顾客酒后乱性，造作恶业。她决定不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为别人堕落添砖加瓦上。
逸晨先生说，这就是坚持“正命”（正确的谋生方式）的一个好榜样。
逸晨先生对我说：如果一部作品，失去了“文以载道”的精神，无论有多畅销，获得多少奖项，口碑如何之好，都叫作失败了。
他还说，文章好不好，首先看作者的用心是不是淳良而且智慧，是不是正确地想要惠利所有人，其次看文章的境界，是否超越于现世的追求之上，最后，才看文章的写作技巧、言辞的美丽精确等等。最后那些，都是末技，不可过度重视细枝末节，失去文章本来的功用。
他告诉我，所谓文化，就是令人无过失的教化。若我们不能用文字发挥出这样的功能，就算有高学历、著作等身，也不能称为文化人，也不能自称为有文化。
（二）
一天晚上，从办公室出来，接到了逸晨先生的电话。
他说：“能过来小喝一杯吗？苏格兰酒吧。”
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吗？你知道我一般不喝酒的。”
他说：“这里也有简餐和软饮料，伯爵茶、花茶、普洱、柠檬水……你总要吃晚饭。”
他知道，Ann今晚照例跟着她爸爸回祖父母家里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吃晚饭。
我想了想，觉得梁太太去世之后，逸晨先生一个人鳏居，长夜漫漫，也是挺孤单的。
我想起当年他因为担心我，专程飞过来看我，提着行李箱站在我寓所门口等我回来的情形。
我点头说：“好吧。”
自从高雄去世之后，我还没有去过酒吧，哪怕是应酬，也没有去过。
一路上开车，我耳边始终回荡着逸晨先生刚才电话里的声音。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的声音，和平常说话，略微有些不一样。但我说不上来是哪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