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过去了，到了下雪天，她偶尔会想起那个孩子。
那样的大雪天，她能不能幸运的活下来？
把二丫头扔到转生桥上去之后，她不到半年就又怀孕了，这回是个儿子，她松了一口气，全家都松了一口气。
虽然牺牲了一个二丫头，但是比起隔壁的隔壁那个邻居家连生了七个女儿都没有生到儿子，她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没有像电视上春晚的那个小品一样上演超生游击队。
后来她丈夫争气，两个孩子的爹了，居然还自考考上了大学，进了国家单位，带着全家吃到了商品粮还搬到了城里住。
转眼间儿子女儿都长大了结婚了，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操心——荣家不能没有孙子继承香火。
儿媳妇怀孕了，去产检，她比谁都积极，现在跟过去不同了，有B超可以验出胎儿性别，她包里总是揣着红包，打算伺机塞给检查的医生，让人看看是男是女。
虽然说有明文规定非医学必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是非法的，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有门路，找到熟人什么都能扮成。
门路打通了，是男孩医生就桌上画个圈圈，是女孩医生就在桌上画个叉，家属就懂了。
那时候她什么都想好了，儿子在单位工作只能生一胎，超生不仅仅要罚款，儿子的铁饭碗也保不住，所以这一胎必须是儿子，如果检查出来是女儿就早点打掉，老荣家不能绝后。
她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跟儿子沟通这件事的时候，儿子用看妖怪的眼神看自己，笑她老八股封建思想，根本没把她的话当回事。
丈夫就更指望不上了，他除了工作拿钱回家，对家里的事情一概都不管，她决定自己挑好荣家的大梁，她找好了门路，积极的陪着儿媳妇去做检查。
然后，在她临出门的时候，医生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叉。
她失望至极，还想问医生会不会看错，但是被医生那凌厉的眼神制止了。她只好唯唯诺诺的退出B超室，这是规矩，结果出来了不能多问，多问医生可能要丢饭碗。
她把结果告诉儿子，特别严肃的跟儿子说一定要打掉这个孩子。
儿子这回不笑话她了，而是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她，甚至对她说什么什么夫妻关系高于亲子关系之类的什么。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她不懂，但是从儿子的言行她看出来了，在儿子眼里媳妇比娘重要。
她伤心了，辛辛苦苦生的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了。
她只好去找自己丈夫，丈夫从报纸里抬起头对她说了一句“时代不同了， 就别再造杀孽了。”
她一下子就急了“造杀孽？什么意思？当初你也点头了，你也没拦着，我这么做为了什么啊，难道是为了我自己吗？还不是为了你们老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