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是可控的。既然可控，那就能利用，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宣传，就能达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而人是感性的动物，爱情故事往往最容易令人失去理智。
张宝如今是大宋相国，正所谓人红是非多，当无法在正面被击败的情况下，从道德方面去谴责一个人也就成为了必然。但张宝从来就不是个被人打了左脸还把右脸凑过去让人打得贱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才是张宝的习惯。
他知道，迎娶契丹公主耶律余里衍必会惹来一些人的非议，即便当面不敢跟自己提，背后也肯定会编排自己跟人家姑娘的“绯闻”，与其将主动权交给对方，倒不如自己主动出击。人都有先入为主的习惯，张宝先把自己跟耶律余里衍的事以谣言的方式散播出去，等到别人想要编排的时候，就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而且会相信的人也会大为减少，当百姓们为各种版本的故事争论不休的时候，张宝也就轻松了。因为百姓们所争论的重点已不是相国大人要娶外族女子一事，而是争论究竟谁所知的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自金兵掳去徽钦二帝后，安东军虽抢回了大部分被金兵掳去的财物以及人员，但金兵南下一事对大宋百姓的自信心打击还是很严重。安东军能够顺利接手大宋的朝政，除了自身实力外，与大宋百姓缺乏安全感，急需保护者的潜意识也有关。
本以为大宋朝廷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对朝廷这些年的压榨，大多百姓还是采取了默默承受的态度。却不想被他们寄予厚望的大宋朝廷如此不济事，从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开始，百姓的潜意识里便有了“另换东家”的念头，而安东军恰好在那时满足了百姓的需求。
之后安东军的做法也进一步争取到了百姓的认同感，虽然此时的大宋还是赵姓天下，但百姓的心里已经自然而然的开始偏向于张家。百姓是最实际的，依附强者是天性，当赵宋满足不了百姓的基本需求后，寻找新的“保护者”也就成为了必然。
而且以张宝为首的安东军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错。各地官员积极办事，一改过去拖沓的作风，而各地的驻军又确保了当地的治安良好。百姓所求其实也就是四个字，安居乐业。谁能替百姓实现这个愿望，那百姓就会支持谁。读书人鼓吹的所谓正统啊，大义啊，那不过是百姓在吃饱喝足以后才会去想的事情。
百姓，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只要笼络住了他们，江山就不容易变色。至于什么名门望族，一旦失去了百姓的附庸，想要摧毁就是轻而易举。而世家大族之所以不好对付，主要原因便是那些世家大族在当地百姓中的影响力。他们说的当地百姓愿意听，愿意信，并且愿意为了维护那些他们所信任的世家大族而出力。
民为贵！脱离了百姓，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身败名裂，而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才能无往而不利。历朝历代的开国君王为何是众望所归？原因便是这些人大多了解民间疾苦，明白百姓需要什么。而末代君王为何亡国？大部分原因便是因为那些人深居宫闱，不接地气，连自己的子民需要什么都不清楚，百姓又怎么可能会愿意去追随拥护一个与自己不是处在“同一个世界的君王”。
禅让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究竟存不存在？是否真的发生过？其实并不重要。当掌握了压倒一切的实力，又拥有了大部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那改朝换代也就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了。禅让，也不过只是权力正式交接时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
张宝当初既然没有选择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那这条争权夺利的路他就走好。这世上虽也存在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张宝却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识时务上，两全其美的结果当然是最好，可若是不能两全其美，那张宝也要保证自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民心的争夺就是关键，世家大族的支持是靠不住的，他们也只会做锦上添花的事，一旦张宝式微，顺应民意便会成为他们抛弃张宝的理由，但反之，顺应民意同样也会成为他们抛弃赵宋的绝佳借口。
保持强势，收拢民心，就是张宝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至于倒是一些叫嚣反对者，就是苔藓之疾，丝毫阻碍不了大势所趋。
如今大宋的官员，从中枢到地方，有超过半数是心向张宝的张家人，而在朝廷中枢，更是有着超过八成的官员出自张家，剩余的两成官员则分别是保皇派以及中立派。但仅凭这点人，已经阻碍不了张宝的政令通畅。原因？少数服从多数嘛。
官府的职能，说白了也就只有那些，而为了便于掌握朝堂上的话语权，张宝并没有继续沿用宋时的制度，而是重新划分了各部门的职能，免得各部都要干着兼职，什么事情都能有理由掺和一下。
张宝借鉴了自西汉时便出现的三省六部制，弃三省而设六部，重新划分官员职能，而六部之中，张宝控制了吏、户、兵、工四部，剩下的刑部则给了朝廷里的中立派，仅余下一个专门负责祭祀、典礼的礼部给了保皇派。原本该归礼部负责的贡举，则被张宝划归到了吏部。想想也对，贡举是为国家选才，就等于是挑选储备官员，当然应该归吏部管。
分工明确了，出了问题就没办法推卸责任，至于朝中过去那些官职，在经过精简以及重新归类后，诸如太师、太傅之类的官职已经成为了荣誉官职，实权半点也无，仅剩的唯一好处就是能多领一份俸禄。